读石人
浏阳市新华书店的同志几次约我跟读者做一个交流。近几年，各式各样的讲座邀请都没有接受。不想破这个例，便毫不犹豫地把书店的活动也推掉了。不比往回，这次拂了人家好意之后，心里竟有些过意不去的感觉。除了跟浏阳这座小城里的大小书店有缘分，觉得亲切之外，我对它们还有一种特别的牵挂，这种牵挂甚至有点与日俱增的味道。
前天接一位朋友的电话。得知电话是从胡遥的亦得书屋打来的，我便有些急不可待地要胡老板接听，我问店里生意怎样，胡遥说一般般，还过得去吧。听他的口气一如平常的淡定，我便松了一口气连声说“好”。亦得书屋进的新书很对我的口味，因此我跟胡老板便有了数十年的交情。他的书店还在北正路时，我就写过一篇《胡遥和他的亦得书屋》，谈我们的交往，谈这位爱书人的卖书之道，谈这位书店老板的阅读路径。
胡遥念的是当时县城里一所极普通的高中。我凭直觉就知道他毕业后开书店肯定不是单单从谋生角度考虑的，而是想找一种坐拥书城的感觉。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读蒙田随笔时，忽然对作者谈到的普鲁塔克生发兴趣，我就跑到亦得书屋去找普鲁塔克的书。“店里没有，等过几天想办法帮你找几册来。”胡遥说，还顺口表示普鲁塔克无疑是文艺复兴以来最有影响的古代历史学家，但这人的影响主要在政界而非学界。
读过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书店》。主人公弗萝伦丝下决心要在自己生活的小镇上开一家书店。她本来并不懂书，只是觉得这个名为哈堡的小镇应该有一家书店。书店就要开张时，要把各种书籍分类上架。弗萝伦丝见到有本书的扉页上印了这样一句话——“一本好书是一位大师精魂凝结而成的珍贵宝血，是为了超越生命的生命而永久珍藏。”不懂书的她自然不知道这话出自英国十七世纪诗人、政论家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她只是反复琢磨“血”“精魂”这几个字眼，然后就把这书放在了宗教与家庭医药图书之间了。小说中这个让人内心十分温暖感动的细节，我读过之后便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不知道当初胡遥的书店开张时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糗事”。如今少年老板都成了中年大叔了，在他的书店里买了几十年书，我便不免感叹，书店哪里只是成全了买书的人，更是成全了卖书的人。卖书赚钱是物质上的收获，坐拥书城随性读书是精神上的成长。只是，假设书店生意惨淡经营困难甚或撑不下去，我就不知道这是老板的不幸还是读者的不幸了。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不幸吧。
我多次问过胡遥，网购对书店影响是不是很大。胡遥每次回答我，语气都很肯定：“我这里感觉不明显。”我本人在网上买的书也不少，但我还是更喜欢到实体书店买书。我相信多数读者也是这样。网购很容易找到自己想要买的书，可是“仅仅得到你已经知道你想要的书，是不够的。最好的东西是那些在你获得之前根本不知道你想要的东西”。卖了几十年书的胡遥应该看惯了顾客买书的决定都是在双手触摸着书页时做出的。在我听来，他的回答不只有底气，还很给力很提气。
可是，今天我们的实体经济真的很艰难。各种店都难开得下去，书店尤其难。看过一份《中国实体书产业报告》，2020年，中国有4061家实体书店新开面世，也有1573家书店关闭。两年之后的今天，开张的书店会少得多，关门的书店会多得多。我对书店的牵挂自然是与日俱增。
我过去一位老同事的孩子也在经营书店，叫春雷书店。早些日子，我收到老同事一条短信，透出了书店经营的不易：疫情和教育减负，培训学校被取缔，书店几乎业务大减。我知道品牌要靠自己去做，我们夫妇已把一中房租给他以弥补收入的减少，书店还是可以勉强撑下去的。
我知道老同事的孩子、春雷书店的老板不只勤奋朴实厚道，而且很有社会责任感，过去拿书店的收入做了很多公益，比如赞助学校搞比赛、给农村学校捐赠图书等。因此，听他父亲说书店可以勉强撑下去时，心里便生出几分酸楚。
我们这城里个体书店还真不少。开得比较早、一直坚持下来的有一家叫“园林书店”。店子在北正路烈士公园附近。因从家里去路途稍远，不顺路，去的次数并不多。这几年住长沙，回浏阳少，就更难得去了。上个月，一位朋友来信问我怎么理解文学艺术要维护主流价值，我在回复朋友时便提到了这家书店：
我个人觉得文学没有责任也担不起这个责任，文学是很个性的东西。我过去当宣传部部长时也说一说，但说得很轻柔很委婉甚至有点心虚。当时有部小说叫《无牢之囚》，完全“写实”，把浏阳在任的领导们漫画一通极尽讽刺挖苦。这本书是自费出的，就在园林书店悄悄卖。作者是一位领导，我以为他写这小说只是一种情绪宣泄。有人主张怎么办，我网开一面，还托人去买了几本《无牢之囚》送几位被丑化讽刺的人物“原型”欣赏。这些年我一直惦记着园林书店的经营状况。因为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我不能把小说当新闻处理。作家个性化写作，怎么可能完全听领导的话，他听的只能是他内心的召唤。我们读的那么多经典，似乎很少是维护当时“主流价值”的。再说主流本身就是很难看得清。“尔曹名与身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以为人性、人间正道、社会公义方是不废江河的河床。比如今天很流行的一些官话空话套话假话，似乎也是主流，是吗？我断言不是。有时候主流价值在人的心里面。
说心里话，每每听到外地朋友称道我们浏阳城里书店多、书店品位不俗时，我心里头还真有几分骄傲和得意。各地爱书人都哀叹实体书店纷纷关闭的形势下，近几年这座小城里新开书店的消息倒是时有所闻。
周明富是见过世面的爱书人。在外地闯世界回到浏阳后就想开书店。当初他跟我谈他的设想时，我还好为人师、自以为是地提了一些建议。记得听到他用“一本书、一杯咖啡、一场颇有收获的讲座、一个温暖的午后”这类优美的语言来描绘他将来书店的诗情画意时，我心里还很担心这位年轻人是不是太过理想化。书店这么开，能赚钱么？没想到，短短几年间，周明富的卡乐书城已经在浏阳开了十几家连锁店。我觉得卡乐书城的成功经营对浏阳所有书店来说都具有莫大的启迪。
说起跟书店最早的缘分和交往，还是要回到开头提到的新华书店这个国字号老店上来。
早一向，有一位大学同学在我们年级群里述及少年梦想时，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后能到新华书店当营业员，因为书店里有看不完的书。我也喜欢看书，但不敢做这样的白日美梦。
在我的童年世界里，我不清楚新华书店长什么样子。课本也好，能见到的极其有限的其他书籍也好，上面都印着“新华书店发行”的字样。只晓得新华书店很神圣，这是一个让爱书少年憧憬的瑰丽世界。但附近热闹的大队部，稍远的公社集镇，甚至区公所所在的“大地方”都没有书店。1979年考取大学后，父亲把我送到浏阳，然后让我自己乘车去长沙。这是我第一次进县城。父子俩在人民东路的朝阳旅社住了一个晚上。记得去长沙的头天下午，我让父亲带我去浏阳城里看了两个具有城市标志性意义的地方，一个醴浏铁路的浏阳火车站，另一个便是新华书店。第一次走出大山沟的我“参观”这两个地方，当时内心所产生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今天想来，两个所在合起来便是“走向世界”。
读了四年大学，没能走出世界，又回到了家乡。1983年夏天，毕业分配了。费尽周折从湘乡师范改派回浏阳后，我便提着略显笨重的行李登上了湘潭开往浏阳的班车。到了浏阳，要下车了，已经是傍晚时分。去哪里呢？浏阳一点也不熟，举目无亲。正当我在犹豫犯难的时候，在车上刚刚认识的一位同龄人问我：“你的行李怎么办，这么晚了，教育局也下班了，要不你就跟我一起上我家吧，我弟弟会来这里接我。”运气真好啊，把行李往他弟弟骑来的一辆三轮车上一放，我就跟着他们兄弟俩回他们家了。谁能想到，他们家就在新华书店的院子里。上大学前特意来这里看了一眼，四年后回到浏阳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又是这里！留我吃饭，留我住宿，他们一家人的热情好客、仁义真诚，真让人感动。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兄弟俩，一个叫黄涛，一个叫黄日新，他们的父亲在新华书店工作。
还有巧的事呢。到县教育局报到时跟大学数学系的郑晓龙搞熟了。本是同乡，大学同学四年，但因为不同系不同专业，竟然等到分配工作时才相识。他说要等教育局分派方案，让我上他家里住几天。郑晓龙家住北正路，他们一家人跟新华书店的黄同学家一样的热情好客、仁义真诚。我说我还有行李放在新华书店某某家。他们家的人异口同声道：“没关系，放老黄家里好，确定单位后我们再去取。”原来郑晓龙的父亲也是新华书店的老员工！
都快四十年了。回到浏阳参加工作前这个等待分配的过程本来应该是很落魄狼狈的，结果却感到十分温暖。这种温暖更增加了我对新华书店的好感。是新华书店两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家庭最先让我感受到了浏阳这座城市的温馨可爱。都是商品，卖什么东西不是卖呢，但卖书就是不同。书跟其他商品不同，书店也跟其他商店不同。我从识字读书开始就对书和书店的这种独特性有了自己的直觉判断，尽管身边属于自己的书籍少得可怜，那时甚至还没有见过书店。
英国人亨利·希金斯前些年编过一本书，叫《世界在书店中》。这本有趣的书里记录的是13位作家对书店这种特殊空间的私人回忆。亨利·希金斯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于爱书人而言，“书店是一种药或一帖处方，是一座秘密花园，是抗议世界其他地方泛滥的陈词滥调、巧言令色的舞台，也是一个安全、理智的所在，是一个既是灯塔也是洞穴的地方”。
只是，上个世纪八十年初，就是在我们浏阳这个一百几十万人口的县城里，书店也就只新华书店一家，别无分店。当然，唯其少，当时人民路上三层楼的新华书店作为城市“灯塔”的光芒和““洞穴”的魅力就更独一无二了。十几年后，迎来个体私营经济之春，大大小小的书店才陆续开张，把浏阳县城点缀装扮得比从前更靓丽更丰富多彩更生机勃勃。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做市委宣传部部长开始，我一直在市委这边，很长时间里都是做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直到2016年从市委转岗到人大，新华书店一直是我的工作联系单位。我联系的单位其他都是行政管理部门或事业单位，就只新华书店是企业，而且是上面垂直下来的企业，严格来说还不是浏阳的单位。但是在时间精力分布、工作联系密切程度以及情感倾向等方面，我对新华书店还真是做到了“厚爱一筹”。湘赣边（浏阳）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成后，打算引进一家书店。当时决策层有一种意见是要引进外地有实力的知名个体品牌。新华书店的负责同志找我，说他们想进去。这时，我已经到人大工作了，但还是不遗余力帮他们去“游说”。在世人的心目中，做书的生意，什么品牌谁的实力能盖得过新华书店？我跟主管建设的政府常务副市长说起这个事，没想到他跟我的想法完全一致。
新华书店约我去做一次交流活动时，说活动就安排在新开业不久的乐之书店里。交流活动推掉了，对书店的关注关心却总在心头。住长沙的我看过乐之书店开业的新闻。我知道这家新华书店旗下的书店是湖南目前县级市营业面积最大的多业态融合新型实体书店，为浏阳市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集阅读学习、文化交流、聚会休闲、创意生活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生活空间。
在过去一个时间段里，浏阳的书店业的发展呈现是一条让爱书人不断担心不断释然的爬坡路线，很有点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味道：新华书店一家独存而略显老态；个体书店乘风崛起，国营的新华书店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网上购书成为时尚，无论国营个体，所有实体书店都受影响；克服艰难困苦，书店依然风景如画……
我前面说到了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书店》。这位年近60岁才开始创作的女作家小说写得很唯美精致、简洁隽永，获得过极具影响的布克奖。《书店》这本小说就深深地打动过我。小说开头说弗萝伦丝“就是想要开一家书店”，历经千难万难，书店是开成了，可是只坚持了一年多。小说的结尾我几乎能背得出：当火车开出车站时，她坐在那里羞愧地低下头，因为她生活了将近十年之久的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
世界在书店中。比起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哈堡小镇来，今天山城浏阳的书店要幸运得多。静静地品读《书店》，在弗萝伦丝的“羞愧”中，我对家乡浏阳的喜爱之情简直是无以言喻。
来源：浏阳日报
编辑：戴鹏